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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正确行使权利存在着一定的原则，包括：（1）不得以非法手段谋取权利。

第二，与前一种政治正确性相反的政治正确性，往往才是有效的正确性，这是大多数法学学者的共识。再次，学术等级制妨碍了学术发展的更新换代，使学术研究落后于时代的脉搏。

本文认为，在中国法学界，权力关系对象征权力的支配破坏了象征权力自身的说服和批判程序，使象征权力难以通过自身的运作逻辑建立布迪厄所谓的天经地义的定见，7 ，因此这种象征权力是无法得到学界的认可的，也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另外一种就是为了评职称、发表文章、累积学术资本，学者是这一类学术剽窃的主体。学者将理论语言复杂化，并非不真诚，出于真诚性的要求试图实现真实性，但是这种追求真实性的意图本身成了真实性的障碍。竞争的导向不在于发表论文的多寡，而在于学术影响力，论文贵精不贵多，竞争的结果可能就是更重视作品质量，而不是数量。尽管如此，法学研究也不应该将理论语言口号化，这样虽然便于理解，但是精确性不够，也意味着真实性不够。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问题涉及的是法治的具体制度建设，而对于法学学术共同体来说，由于中国法学界存在着对平等、自由、开放的学术交往的种种限制，学术批判和交流存在着大量的无效现象，以致于法学学术争鸣可能呈现为虚假的学术繁荣，法学界很多热烈争论的问题可能并不具有现实意义或者根本是无效的：有些争论可能故意回避了重要的政治禁忌，有些争论可能言之无物，有些争论可能在方向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有些则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不诚实现象等等。法学学术界是一个交往共同体，真正有效的学术批判和交流需要遵循交往理性的规则，如果缺乏这些规则，学术交流就会失去实践的旨趣，而变成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无效争论。南京：210093 {1}[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页。

哈贝马斯对康德理论的继承与批判这两个纬度是在把康德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理论（社会契约论、法律实证论、系统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相比较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社会契约论代表了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的对法律合法性基础的理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康德自己就是霍布斯的忠实学生。{27}简单说来，话语原则（商谈原则） D可以表述为，只有那些在实践话语当中得到所有当事人赞同的规范才可以提出有效性要求。而在20世纪以来的当今世界,主体的范围显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以至于有些极端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把这一概念扩展到了非人类物种上（比如黑猩猩）。因此，自我立法的观念不再是单个道德主体的自我立法，而是作为主体间的公民们运用商谈原则的自我立法,而（法律）权利的逻辑起源正在于此，商谈原则应该以法律形式而建制化成民主原则的外形，而民主原则则进一步赋予立法过程以形成合法性的力量。

相反，在交往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中,这一鸿沟被大大收缩了，变成摆脱了语境束缚并且具有超越意义的绝对有效性要求,与依赖具体语境并且具有行动意义的‘赞成或‘反对的实际立场之间的张力。哈贝马斯对这两者的论点都不赞同：前者对法律权利的理解使权利丧失了本应具有且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从而使权利沦为获取特定利益的工具。

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此又一次表现出来，作为商谈原则的有效性与作为法律媒介的事实性，作为公共自主（人民主权）的有效性与作为私人自主（人权）的事实性在权利体系中被操作化了，即被法律规定为一些可操作的权利规范。这种观点将自己从创制和维持一套法律规则体系的有目的活动中孤立出来，而满足于描述这种活动据推定在其中发生的制度框架。第一个前提是对相互性概念的把握，自然状态中的主体根本就不具备从他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能力，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承认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却被霍布斯不自觉地忽视了，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中的主体已经预设了这种能力的存在,对此霍布斯并未予以论证。既然以德国民法学说为代表的私法体系的权利观的理论基础来自自由、自主这些德国古典哲学概念，那么如果离开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即普遍道德概念）来谈论权利、法律，就存在一种丧失根基的危险。

这样一来，内在于法律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自然就被消解掉了，因为主权者的权力（表现为法律规则）既然被定义为代表了公民（臣民）们的利益，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合法。商谈原则要能够通过法律媒介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形式，只有当商谈原则和法律媒介彼此交叠，并形成一个使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互为前提的基本权利体系为了理解契约的意义并知道如何使用契约，他们必须已经能够自由运用彼此间的社会认知体制视角，而这种体制他们只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行动自由，他的行动自由就是正当的，他就有权利去这样做。

因此，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权、私人自主还是公共自主都不可能单方面支撑起民主法治国的规范性大厦，同样，仅依靠法律形式或仅依靠商谈原则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的主体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转向社会状态下的订约人——否则的话，人类社会的形成倒真是和狼群的形成是同一回事了，完成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化，需要两个必要的交往性前提。

也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这些概念做出的适合于后形而上学世界的交往性改造。{17}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50页。

另一方面，在立法实践中,这个权利体系又能够将那些被假定为取向共同之善的公民的交往自由动员与统一起来。只有把主观权利的主体性基础转变为法律权利的主体间基础，即从主体性语义学转向主体间语用学的自我立法观，才有可能对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有正确的把握。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世界中，当在宗教支配下的非反思性道德经验和在先验主体支配下的道德命令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根基时，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证就既不能够诉诸上帝的意志也不能够诉诸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绝对命令。{27} Simone Chambers, Discourse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in White, S.（199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33-259. {28} [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44页。{43} [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47}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对权利体系的同等重要性使得有必要把法律主体理解为既是法律的承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制者，商谈原则与法律形式交叠形成的民主原则解释了内在于法律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合法张力，一方面，借助于那些使各种平等的个人自由相容的强制性法律，这种权利体系尽可让以成功为取向的单个行动主体进行利己选择。

{16}为了确保主体生来（先天、先验）就具有的行动自由不至于在相互冲突的社会行动中丧失殆尽,社会契约论作为一个秩序井然社会的思想基础便孕育而生了。通过商谈原则引入权利系统，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同源关系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在此意义上，主观权利与私人自主这对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概念：主体性概念——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根据这种品质，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若要避免这样的循环论证，必须把理论前提安置在交往语境之中而非以开明私利为理论出发点，开明私利本身已经是通过交往语境而推论出来的东西了。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9}康德的普遍法权原则的形式化特征对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说哈贝马斯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一方面固然是指哈贝马斯对道德持可认知性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指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

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作为主体的个体意识，因此学理上又称之为意识哲学。{19} 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20}和《实践理性批判》{21}中详细论证了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事实上，哈贝马斯比强调经济统一体的欧盟走得更远，在民族框架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赞成或‘反对立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事实。

只要我们能够把康德意义上（意识哲学）的私人自主性转化到哈贝马斯意义上（交往理论）的私人自主性（事实性）与公共自主性（有效性）的辩证结合，就能够在当代语境下重建权利理论的合法性根基。虽说主张权利是个人对自身的义务，{2}但对权利的这种非反思性理解，造成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利泛滥现象，似乎谁都有权制造出一种新类型的权利，并以此来主张自己的天赋人权。

霍布斯显然具备这样的视角，他论证的自然状态中的主体也明显具备这样的视角，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表述却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恰恰是自然状态已经完全过渡到社会状态后的结果（而非前提）。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权利概念的交往性重建工作并不仅仅是法哲学理论传承的需要，其背后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一种规范性的选择只能是使欧盟实现联邦制，{4}因为欧洲作为政治共同体，不能只以欧元的形式渗透到民众的意识当中，{5}更有必要在欧洲认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欧洲宪法。法律保证了行动期待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法权人相对于道德主体免除了在现代社会中过重的认知、意志、组织负担。

{5}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第152页。{35}伯恩斯坦教授就指出，要正确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规划（甚至在其最抽象的理论方面），就必须回忆并重现在纳粹德国倒台后的那段时期中，德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通过以上简要的阐述，我们已经可以大概把握住德国古典哲学中自主、自由这些作为权利理论基础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批判适用于所有的传统社会契约论，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哈贝马斯认为卢梭对社会契约的理解部分地采用了某种公共视角）的社会契约论都在逻辑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37} Habermas，The Divided West，trans. Ciaran Cfonin, Cambridge，MA： Polity Press,2006，pp.92-93. {38}所谓的主权者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24} [美]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王志宏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这个步骤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用商谈原则（以及对商谈原则的法律化：民主原则）来引出现代基本权利体系的几个核心范畴。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要离开自主、自由这些概念来谈论主观权利的话，必然会造成对法律秩序的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理解。

这些前提确保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出发，检验一个普遍规范是否可以接受。{26}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普遍语用学（商谈）改造于是构成了哈贝马斯实践哲学的理论前提,理想性的商谈用一种对话式的普遍化测试取代了绝对命令独白式的普遍化测试。